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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共早期組織的歷史貢獻
2019年11月11日 16:54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10年第12期 作者:林建公 字號
關鍵詞:中共早期組織/黨的創建/歷史貢獻

內容摘要:日本无码高清视频中共早期組織以救國救民為己任,領導廣大群眾積極從事中國社會的“脫胎換骨”工作;適應20世紀世界革命潮流,貫徹列寧領導第三共產國際的戰略意圖,堅定地走俄國人的路;充分發揮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主體性作用,同實際結合,同群眾結合,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創建任務。

關鍵詞:中共早期組織/黨的創建/歷史貢獻

作者簡介:

  摘 要:中共早期組織以救國救民為己任,領導廣大群眾積極從事中國社會的“脫胎換骨”工作;適應20世紀世界革命潮流,貫徹列寧領導第三共產國際的戰略意圖,堅定地走俄國人的路;充分發揮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主體性作用,同實際結合,同群眾結合,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創建任務。

  關 鍵 詞:中共早期組織/黨的創建/歷史貢獻

  作者簡介:林建公,國防大學

 

  五四運動以后,我國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成立了中共早期組織,時間極短,卻為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共產黨統一創建做了大量工作,其歷史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一、以救國救民為己任,領導廣大群眾積極從事中國社會的“脫胎換骨”工作

  近現代百年的中國,經歷了辛亥革命與八國聯軍侵華,完全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四運動的爆發,標志著中國革命進入了新階段,成為新舊民主革命的分水嶺。此后,中共早期組織登上了政治舞臺,面向未來,繼往開來。

  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6月在上海建立。主要成員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選舉陳獨秀為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后,即開展各種活動,并積極指導各地建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從此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實踐階段。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沙灘北大紅樓李大釗的辦公室成立。最初成員為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11月北京共產黨組織召開會議,決定命名為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被選為書記。會議決定開展宣傳和組織活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勞動者》,指導北方的工人運動,并派人到濟南、鄭州、天津、唐山等地幫助建立革命組織,為中共的成立作了重要的組織準備。

  1920年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寓所成立。會議由劉伯垂主持,包惠僧被選舉為武漢黨的早期組織負責人。劉伯垂受陳獨秀委托,從上海帶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與會人員學習了《共產黨宣言》,明確了共產黨的奮斗目標、理想、主張和組織原則。會議研究了組織生活制度,決定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宣傳,加強黨在工人中的工作。

  1920年11月底,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負責人是毛澤東。毛澤東1919年12月在北京和1920年5月在上海時,與李大釗、陳獨秀有了直接的接觸;7月4日長沙成立了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團體,穩妥地開展建黨籌備工作,培養和集聚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向警予、歐陽澤、羅章龍、李思安、張國基等,講述他自湖南自治問題發生以來的想法:湖南的政治界腐敗已甚,政治改良毫無希望;必須另辟道路,另造環境;新民學會應取世界主義,“以共謀解決人類各種問題”;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共同信守的主義,“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趨赴。”

  陳獨秀等在上海建立第一個中共早期組織后,函約譚平山等在廣州建黨。1920年12月下旬,陳獨秀去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他在廣東法政學校作題為《社會主義批評》的演講,批評無政府主義,倡導科學社會主義。1921年年初,陳獨秀將他起草的黨綱交給廣州“共產黨”組織成員討論,無政府主義者堅決反對黨綱中講的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等條文。經過幾次激烈爭論,意見不能統一。于是,陳獨秀與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商議,重新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先后由陳獨秀、譚平山任書記。該組織成立了廣州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確定以《廣東群報》為黨的機關報,開展革命宣傳活動,派人到廣州、佛山的工人群眾中去,啟發工人建立工會,開展斗爭。

  1920年夏秋,山東進步學生王盡美、鄧恩明在齊魯通訊社的讀書活動中,結識了一批向往共產主義的青年學生,秘密建立了“濟南康米尼斯特學會”(即共產主義學會)。上海中共早期組織建立后,陳獨秀函約王樂平在濟南建黨事宜。于是,王樂平推薦王盡美、鄧恩明與之聯系,由此發起建立了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他們出版報刊,成立工人俱樂部,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展同無政府主義斗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

  透過上面中共早期組織的問世情況,可以看到它們面對當年時代潮流的趨向和新舊勢力的沖撞,在做中國社會的“脫胎換骨”工作時采取如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革命”而不是“改良”。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較完整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是革命果實很快被袁世凱代表的北洋軍閥攫取,中國社會又陷入四分五裂,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嚴重激化。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初期是愛國知識分子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反對當時政府的賣國政策;后期由于中國工人階級的參與,運動突破了學生、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范圍的群眾性愛國運動。因此,五四運動所要尋找中國救亡生存之路,歷史地落在中共早期組織的肩上。這時出現了改良一番民國時代機構的議論,產生了鼓吹所謂“告別革命”的觀點,而不是把正在進行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繼續推向前進。李大釗1919年7月13日在《每周評論》上發表《真正的解放》一文指出:我們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是不能依賴權威的恩典,要靠自己的力量,沖破牢獄“打出一道光明來”。

  第二個選擇是“馬克思主義”。胡適于1919年7月20日開始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在社會上引起反響,以后他與李大釗等人論戰中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社會有指導意義,反對階級斗爭學說。1920年3月,李大釗、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學秘密發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我國最早比較系統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蔡元培借了兩間房子給研究會,一間做辦公室,一間當圖書館。圖書館取名為“亢慕義齋”圖書館,即共產主義的音譯。12月16日,研究會召開成立大會,已有會員50余人;1922年發展到150人左右,其中不少是產業工人。其主要活動是:1.收集和采購各種馬克思主義著作,建立“亢慕義齋”圖書館,為會員提供研究、學習馬克思主義用書。至1922年初已有馬克思主義英文書籍40余種,中文書籍20余種。2.按專題分10個組進行研究,有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剩余價值、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史、俄國革命與建設等,出現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3.定期舉行演講會。每月聘請名人學者擔任講解。4.舉行討論會和辯論會。每周一次,從辯論中澄清思想明確真理。學習的同時,派成員到北方各地進行社會調查,輸送進步書刊,建立進步社團,創辦勞動補習學校等各類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組織。

  第三個選擇是“中國共產黨”。1920年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在陳獨秀主持下,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這份《宣言》,分“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和“階級斗爭的最近動態”三部分,扼要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宣言》第一次系統地表達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理論和主張,從思想上理論上武裝了各地黨的早期組織成員,促進了建黨工作。同年8月13日,蔡和森在法國致信毛澤東,請其注意組織共產黨。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有四種利器:黨、工團、合作社、蘇維埃。這四種利器中“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9月16日,蔡和森又致長信給毛澤東,希望毛澤東等在國內“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復信中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并告知蔡和森,陳獨秀等已在組織共產黨,指出“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這一信見地便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二、適應20世紀世界革命潮流,貫徹列寧領導第三共產國際的戰略意圖,堅定地走俄國人的路

  進入20世紀后,列寧繼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主張的世界革命理論,把支持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作為共產國際和俄共(布)東方戰略的重要內容。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破產,列寧為團結各國的革命左派,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開有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組織的代表52人,參加的國際共產主義代表大會,宣告第三國際成立,其任務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團結各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為推翻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剝削制度而斗爭。這樣,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始終關注東方中國革命的動態,多次派人到中國指導工人運動,希望早日建立共產黨組織。

  1919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發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廢除俄國在中國的特權。宣言受到中國廣大人民的熱烈贊揚,全國幾十個團體發出熱情洋溢的復電,有幾十家報刊予以轉載并發表評論。

  1920年3月,經第三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和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及翻譯楊明齋(俄籍華人,俄共黨員)等人來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這標志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開始。維經斯基首先訪問了北京大學和李大釗,向許多青年學生和進步人士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散發革命書籍。接著,李大釗介紹他去上海同陳獨秀見面,商討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之大計。這期間,維經斯基具體幫助中共上海發起組做了一些建黨籌備工作,還接觸孫中山及汪精衛、馮玉祥、蔣介石等當時中國的風云人物。

  192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有48個國家、103個組織的605位代表。共產國際名譽主席列寧在大會上發言,指出“現在共產國際已經不只是一句口號,而真正變成了一個強大的組織機構,它在各個最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礎,真實的基礎。”中國張太雷在會上作了發言,闡明遠東革命運動對世界革命的意義,呼吁共產國際和西方各國共產黨更加關切和支援遠東和中國的革命運動。

  在共產國際“三大”開幕之際,荷蘭社會活動家、反法西斯戰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馬林,直接受命于列寧,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于1921年6月3日抵達上海,幫助籌備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幾乎與馬林同時抵達上海的俄共(布)黨員尼克爾斯基,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委派來華接替維經斯基工作。這樣,他倆牽手指導和幫助中國先進分子召開了中共“一大”,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馬林在大會上致詞。會議進行過程中,密探突然闖入會場,他果斷地建議休會,盡快轉移人員,尋找新的會議地址,從而保障與會人員的安全,使會議善始善終,圓滿地完成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為中國人民干了一件永遠名留青史的大事。

  在俄國,如果從1883年普列漢諾夫在日內瓦建立馬克思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開始,到1903年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這中間經歷長達20年。在中國,如果以1918年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標志,在兩年之后即出現了中共早期組織,三年之后成立了中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充分證明:上海之所以在極短時間內成為黨的誕生地,是馬克思主義具有無限生命力,是20世紀20年代國際環境和中國實際相融合的結果,也是中共早期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發揮主觀能動作用的生動表現,是今天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和大力弘揚的。

  三、充分發揮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主體性作用,同實際結合,同群眾結合,完成中國共產黨的統一創建任務

  1840年鴉片戰爭把中國從民族歷史強行納入世界歷史發展的軌道,經濟上逐漸成了資本主義掠奪資源的海外市場,政治上逐漸喪失了獨立自主性,文化上逐漸處于“失范”狀態。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國幾代志士如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通過向西方學習,從人間“天國”、君主立憲到資產階級共和國,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最終都遭到了失敗。1919年五四運動,涌現出一批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人們稱他倆為“南陳北李”。他們在同實際結合、同群眾結合的斗爭中,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的發起人,率領大家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作出無私的奉獻。

  一是積極尋找“中國化”的路徑。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把“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目的,強調悟道、明德、修身。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適合或不適合于中國的思潮,都先后介紹到中國來。到20世紀20年代,人們對待引進外國學說的態度有所變化,力求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當時,“中國化”這個詞是非常流行的。初生的馬克思主義者經歷了三次論戰:第一次是“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是中國需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改良還是需要革命之爭;第二次是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之爭,實質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之爭;第三次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爭,實質是國家觀與政權觀之爭。1920年底,惲代英在給劉仁靜的信中說:“我們的任務,在尋求一個適合國情,而又合乎共產主義的方針來。”經過幾年的探索,他在1924年寫的《列寧與新經濟政策》一文中,明確指出:“解決中國的問題,自然要根據中國的情形,以決定中國的辦法”。[1]

  二是廣泛向群眾宣傳建黨理念。各地中共早期組織建立前后,首先抓緊的是主辦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機構,其次是辦報刊,寫文章,活躍思想輿論陣地,決不放松意識形態領域的論爭。據統計,五四時期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報刊上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達200多篇。五四運動爆發后,湖南成立了學生聯合會,毛澤東是實際領導者。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正式出版,他則成為該刊的作者、編輯和校對。在省學聯領導下,長沙各校學生會出版了10多種刊物,宣傳新文化、介紹新思想,其中有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鐘》、高等工業學校的《岳麓周刊》、明德中學的《明德周刊》、長群中學的《長群周刊》、楚怡工業學校的《體育周報》等。《湘江評論》出至第5期,被軍閥張敬堯查封。毛澤東接編《新湖南》(從第7號起),繼承《湘江評論》的精神,堅持反對封建軍閥,介紹革命思想……各地類似上述做法的事例很多,由點到面,遍地開花,把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消息傳遍中華大地,成為不可阻擋的一股潮流。

  三是到工人群眾中去,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工人運動的結合。由于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上進行廝殺,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的發展。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間,新設廠礦379個,平均每年增設63個。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進一步壯大起來。據1920年統計,全國約有260萬工人,其中上海有58萬,占全國工人的四分之一。在上海的工人中,工廠產業工人為25萬,其中在500人以上的大工廠工作的有15萬。工人階級是受壓迫剝削最深重、接受革命理論最快,在革命斗爭中也最堅決、最徹底。全國1912至1919年罷工次數達130次,超過前40年的罷工總次數。其中上海工人運動的規模最大,已由要求增加工資、改善生活待遇的經濟斗爭,發展到參加具有反帝反封建內容的政治斗爭,諸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斗爭,1919年6月上海工人首先起來參加“五四”運動的政治大罷工。正如上海造船所工人李中1920年在《一個工人的宣言》中所表示的那樣,“我們少數同聲同類的工人,再聯絡多數同聲同類的工人,成一個大團體。由我們的大團體,再聯絡一個大團體,以成中國一大團體。由中國的大團體,再來聯絡他國的大團體,以成世界一大團體。”“工人的運動,就是比黃河水還厲害,還迅速的一種潮流。將來的社會,要使他變個工人的社會;將來的中國,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中國;將來的世界,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世界……我們工人就是這個潮流的主人翁。”他號召工人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力量。[2]1920年12月,上海印刷工會成立,有會員1346人。該會創辦《友世畫報》,從主筆到投稿,都由印刷局的工人擔任。它和上海機器工會的《機器工人》都是真正的工人出版品,辦得有精神有色彩。

  1921年“五一”勞動節來臨之際,長辛店1000余名鐵路工人在娘娘宮舉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天津、保定、張家口等地工人亦趕來參加。大會通過成立工人俱樂部的決議。從1920年5月至1921年5月,唐山工人連續舉行9次罷工斗爭。這次唐山幾百名工人在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禮堂舉行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會。會上,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作了講演,號召工人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和地位,并散發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送來的《五月一日》和《工人的勝利》兩本小冊子,宣讀了《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湖南工人、學生首次紀念五一勞動節,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禮堂舉辦一千多人參加的游藝會、講演會。會后工人手執“勞工神圣”的旗幟,冒雨游行。廣州數萬人舉行紀念大會,廣州共產黨組織譚平山、工界領袖和國民黨要人發表演講,會后游行。南昌工人和學生2000余人集會,首次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會上袁玉冰作了《勞工神圣紀念日》報告。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正是這樣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化的。在中共早期組織引領下,馬列主義不僅在知識分子中傳播,也在工人群眾中傳播,產生了改造中國社會的強大的精神和物質力量。

  

  參考文獻:

  [1]惲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80-481.

  [2]史苑拓耕——唐培吉學術論文集[M].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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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建公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黃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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