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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考古研究熱冷之思
2019年11月11日 09:11 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11月09日 09版) 作者:練春海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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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扶溝縣出土的畫像磚

  《重塑往昔:藝術考古的觀念與方法》

  練春海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著書者說】

  近年來,藝術考古成了一種時尚,各種有關的書籍出版、會議、講座、論壇蜂擁而上,它與真真假假且還在持續升溫的國學熱、如火如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熱以及文化發展的學術熱都能掛得上鉤。不論是社會熱點所帶來的連鎖反應也好,還是中國文化事業發展的大勢所趨也好,藝術考古作為一個可以輻射到多個文化領域的學術話題越來越受人們的關注。

  藝術考古可以說是一門為適應中國傳統的文化藝術研究而誕生的新興學科,與之相關的學科理論與方法也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豐富起來,盡管學界對它的學科屬性、研究方法仍不斷地提出疑議,但是它的迅速發展也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當我們從這些熱鬧紛繁的現象中抽身旁觀,反思這個處于熱漩渦中心的高冷學科,會發現事實上這股熱潮來得并不是毫無緣由,不是一堆好事者盲目推動的結果,這股學術熱以及相關的文化普及熱的形成其實有一個過程。認真思考起來,這股熱潮其實包含了三個層面的重要意義。

  藝術考古與過去緊密相連

  古代遺留下來的文化,有一部分尚以活態的方式存在于人們生活的周遭,例如人們世代相傳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實物和場所,這些被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對藝術考古的追捧無疑與非遺保護有密切關系,為什么非遺保護會讓藝術考古“發燒”并持續升溫呢?實際上這涉及一個我們怎么去看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

  從概念上講,無論它是“非物質”文化,還是非“物質文化”,這個術語的重心始終落在“文化”上,值得注意的是,“物質”與“文化”這兩個概念雖互為表里,通常我們探討事物物質層面的時候,就不會去探討它的文化層面,因為此時后者相當于“精神性”。對于同一個事物而言,它們往往指涉的是事物的抽象與實在這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面。可是我們在討論“非物質文化”的時候,實際上常常把落腳點放在物質上,此時的“物質”便是文化的“載體”。這種情況越往歷史的早期追溯便越是如此,所以要做好“非遺保護”,首要任務就是要做好“遺產保護”,研究有形的遺產,因此出現“遺產熱”,加上此前就存在的“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與機制,二者的合流必然會給藝術考古熱添薪加火。

  藝術考古可以為當下提供資源

  如何創造今日的輝煌,很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總結昨天的經驗與教訓。我們所謂的文化傳承,就是要把“文化傳統”之火炬傳遞下去,為此要做的一項基本工作就是把我們這個文明中被證實為成功的經驗提取出來,并將其發揚光大。這里有如何利用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豐富人們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也有通過向傳統學習,并舉一反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把文化創意產業與對古代文化遺產的保護結合起來,傳承和培育出具有悠久文化傳統根基的當代中國文化。

  藝術考古與考古不一樣,考古重在解決出土文物的定性問題,通過研究確定它在歷史時空中的位置,而藝術考古則更強調發掘隱藏在文物遺存背后的歷史與文化訊息,后者可以為當下提供很多文化資源,也可以直接轉化為可利用的學術資源,這些資源可以彌補傳統藝術史研究的不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探討中國藝術史專業設置的問題時,最終把它安排在了專業院校,這種錯位實際上導致了中國藝術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闕如,很多考古發掘出來的材料不能夠得到有效的詮釋,關于材料背后的文化歷史信息未能得到深入的討論,而這點對于發掘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又非常重要。拿影視業來說,斯蒂芬·索莫斯(Stephen Sommers)所導演的經典影視《木乃伊歸來(The Mummy Returns)》,就大量地吸收了古埃及文化研究成果,國內的影視這幾年在這一方面也有了進展,比如《漢武大帝》的劇組就邀請了著名的歷史學家王子今教授作為學術顧問兼審片,雖然影片中實際還有不少篡改、拼接的痕跡,但在整體的道具風格、藝術語言上,還是能夠看出劇組為還原影片中秦漢時期的歷史原境所做的努力。連續劇《羋月傳》的劇組為了還原歷史,服裝造型設計師還特意考證了秦代的染色水平,證明當時的染色水平已經很高,并不像觀眾所傳言的那樣,“服裝色彩過于艷麗”,當時的染色水平已經能夠染出各種鮮艷的顏色,只是要將顏色固定比較困難而已。藝術考古的當下價值不僅體現在娛樂業,在其他產業(如文創產業)上也同樣可以做出重要的貢獻。

  藝術考古為未來提供鑒照

  藝術考古的努力可以為人們判斷未來世界的發展、演變趨勢提供有價值的歷史參照。傳世的古代文獻縱然有些可能是由像司馬遷這樣的“秉筆直書”的史官、學者所編撰,——當然司馬遷也難免有其主觀的一面。——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挾帶著“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著述傳統,以及出于各種目的而進行的任意篡改和刪削的習性,何況還有層累的誤差。而藝術考古則具有對歷史敘事進行糾偏的功能,甚至補充史實和填補空白的功能,通過對地下出土文物的考察、研判,重新評估傳世史料的價值,在雙重證據或多重證據的基礎上,從史料中剝離出更加接近事實的精髓。

  以漢代出土字磚為例,金石學的發展使得不登大雅之堂的墓葬出土字磚在宋代開始為人們所關注。洪適的《隸續》收錄了東漢永初、建初等年代字磚拓片五件,趙明誠《金石錄》中亦收錄有字磚。清代乾嘉學派產生以后,漢代磚文書法更是引起了研究者、書法家的重視,出現了大量的著錄,有些愛好者、研習者及研究者甚至言必稱“秦磚漢瓦”。但是我們如果拿南昌漢代海昏侯墓中所出土簡牘上的文字與之進行對比,就會發現所謂的秦磚漢瓦、漢代字磚上的文字整體水平并不高,大多數都談不上“刀法”和“美感”,畢竟它們的創作主體是文化水平和素養在當時都比較低的工匠。因此,如果跳出金石學的框架,脫離漢代出土的包括簡牘、帛書、碑刻在內的漢代書寫系統來考察秦磚漢瓦的書寫水平,而妄下結論、貿然拔高顯然是很不科學的。

  藝術考古研究,以古物為原料,以當下為契機,以未來為導向,把中國文化發展洪流中的點(遺址、文物等)、線(文化發展規律)、面(文化帶、文化走廊等)全面激活,由它所帶來的古物新知正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和孔子學院等,把亞歐和非洲這些古代世界文化長廊串聯起來,為將來更加全面、立體地詮釋世界文化生態做了一個很好的鋪墊。

  總而言之,當下所出現的以藝術考古為代表的文化熱現象代表了人們追尋既有人文關懷,又有歷史厚重感的高品質的生活、娛樂與休閑方式。作為推動這種文化熱源源不斷地向前發展的主體,專業從事藝術、考古、藝術史研究的學者,如何在一片文化熱的大潮中抽身而出,回到藝術考古研究更為系統的理論與方法的建構中,回到把“學術冷板凳”坐穿的理論探索中,是更為本質的一個問題。唯有如此,藝術考古所散發的熱輻射才能持續發酵,為當今世界文化新格局的開拓提供充足的原動力,而不至于虎頭蛇尾式的戛然而止,這也正是筆者在《重塑往昔:藝術考古的觀念與方法》一書的寫作中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該書既是對近年藝術考古熱的冷靜思考、回應和延伸,也是對藝術考古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作者:練春海,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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