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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易學詮釋發展的樣態
2019年11月05日 09:0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康宇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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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20世紀,隨著封建統治政體的瓦解和西學東來的不斷沖擊,曾長期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正統意識形態的經學走向衰落。在國家政治層面,“四書五經”失去了封建統治合法性依據的地位;在學術文化層面,經學研究也不必站在“宗經”立場之上了。而后出現的新文化運動,更是將“以經為綱”的舊學徹底轉化為“以史為本”的新學。眾多儒學典籍因失去了學術研究吸引力而遭遇無人問津的窘境,經典詮釋學的發展逐漸陷入低潮。然而,即便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曾被視為儒學“第一經”的《易》,依然受到人們的重視,并且出現了幾次大的研究熱潮,對于易學詮釋的研究甚至取得了重要突破。

  先秦以降,隨著后人對《周易》的解讀趨于“熟爛”,易學的詮釋框架逐漸生成并日益穩定下來,要么以漢注為模型,以“尊古”的態度進行文本訓詁;要么以宋注為旨向,強調“以意逆志”、揭示義理,為此不惜疑經、改經。而且,凡研究易學者必視“經”“傳”為一體,鮮有區分卦爻辭與《十翼》。穩定的易學詮釋框架在給研究者進行文本分析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問題。至清末,這些問題的累積最終造成《周易》研究困境的出現,如受困于《易》之版本的單傳(歷代沿襲王弼本),以致無法解決傳本文獻方面的問題;易學研究“信仰”化,多數人將《周易》完全視為儒家經典而對其內容中的子學觀點進行曲解或無視;文本考據研究受限于新材料的缺乏,拓展空間狹小;傳統《易》說已成定則,難以實現突破從而產生新思想。可喜的是,20世紀的學術實踐為解決上述困境提供了極好的契機,大批易學文獻在現代考古技術的幫助下重見天日。其中,尤以金文、甲骨文、漢石經、馬王堆帛書以及安陽殷墟出現的數字卦等貢獻最大。同時,在中國學界因科學精神的流行而面貌一新、西方哲學思維的傳入讓國人視野豁然開朗,“經”之尊崇地位下降使得易學研究可以“回歸自身”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易學詮釋研究得以翻開新的一頁。

  從樣態上講,20世紀的易學詮釋主要可分為以下四類。第一,傳統易。此派學者堅持延續歷代《易》注、《易》說,將義理、象數、圖書并重。他們不愿意用新出土的材料推翻傳統“《易》歷三圣”之說,而以發明中國固有易學之道為目標。但是,他們無法回避易學發展面臨的“新”的歷史環境,因而也自覺地將時代要素注入研究之中。例如,杭幸齋主張先從專門解釋八卦之象的《說卦傳》入手釋易。他強調觀象之法、卦象之分類及進化之序,并以象數統轄易理。尚秉和注重以象解易,并接受北宋邵雍先天卦位之說,以后天卦位為用,先天卦位為體。另外,他還注重對易理的闡發,但反對王弼以至宋儒所謂的義理之學,頗有清代“正統派”的遺風。新中國成立后,學者黃壽祺系統解析了《周易》經文中卦符、卦辭和爻辭的產生與發展,并梳理了研究易學的方法,規范了讀易的原則,重點解讀了六十四卦中卦爻辭的關系、象數與義理的區分等。

  第二,史學易。此易學派別隨民國初年史學界形成的疑古思潮而生,其核心理念是疑古、辨偽和考信。相關學者有選擇地繼承了乾嘉漢學的求實精神,并引入西方實證方法,集中對《易》之經、傳的內容、性質、時代、作者、文獻等問題進行考證,提出了許多有關易學的新話題。顧頡剛著有《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論易系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論易經的比較研究及彖傳與象傳的關系》等文章,揭示出卦爻辭的本來面目和其用于占卜的本質,并辨明了《易傳》不合于上下經的原因。李鏡池著《周易探源》,探討了易之經傳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傳如何解經及傳所言是否符合經旨等問題。1927年,余永梁著《易卦爻辭的時代及作者》,創造性地將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應用于易學的詮釋之中。他分析了筮法的興起、卦爻辭與卜辭的比較、卦爻辭的作者等問題。20世紀60年代,學者高亨著《周易大傳今注》,將《易經》視為史料,將釋易的目的設定為考察上古史。他首列“經意”,依經文原意疏解經文;次列“傳解”,依傳對經的理解加以注經。“經意”“傳解”相依并列,彼此對照,顯示出經之原意與傳之理解的異同,由此說明了易學思想所具有的史料價值。

  第三,科學易。20世紀初,西方科學主義傳入中國。在易學詮釋領域中,現代科學思維逐漸占有了一席之地。學者們或是利用科學原理解釋《周易》文本思想,或是將易學與數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進行原理互證,更有一些漢學家用西方科學觀念重新審視《周易》,以期解釋其中的某些核心概念。杭幸齋是以科學解《易》的早期嘗試者,他提出“七色變日”“化學分劑與象數合”等“附會”式的論述。薛學潛所著《易與特質波量子力學》代表了科學易研究的一個高峰。薛氏根據六十四卦變化總結出易方陣,并以其中所含的數理及其交綜線反映出的卦與卦關系,畫出若干圖形證明了《易》與現代自然科學之間存在特定聯系。同時期的學者黃本英所著《易經科學》、丁超五所著《科學的易》等書,亦分別將幾何、代數知識注入易學詮釋之中。20世紀70年代后,董光壁著《易圖的數字結構》《易學科學史綱》《易學與科技》等書,將“科學易”上升為“易科學”,并給出了運用自然科學專業視角解析易學應遵循的科學原理。

  第四,衍生易。伴隨著20世紀易學研究“新材料”的出土,易學詮釋中的“新思潮”亦不斷涌現。例如,許多學者開始致力于出土金文、甲骨文上的易之八卦數字符號的研究,數字卦研究漸成時尚。數字與筮法的關系、數字卦的符號意義、三畫卦與四畫卦的比較區分以及重卦問題等,一時成為學術熱點。與此同時,帛書易研究方興未艾。張政烺、李學勤等學者利用馬王堆帛書研究重新審視《周易》,對易中的卦序、卦名、卦爻辭進行新的解讀。尤其是他們對于《系辭》及《易》之經傳的關系,給出了諸多新的解釋。以余敦康為首的人文易研究,在此期間也初見端倪。余氏站在中國文化精神生成的角度,給予易學以新的打量。他立足文化發生學,對易學中包含的文化精髓和價值理想進行了系統詮釋。他的努力為易道的現代詮釋注入了新的元素。此外,張立文還在易學詮釋與“和合學”建構之間建立聯系,他挖掘出易學中所含“和合世界之整體貫通”與“生生”的原理。

  總之,20世紀的易學詮釋異彩紛呈。學者們在易學突破中超越了傳統門戶之見,將易之精神、易之效用發揮到了極致。由此,易之大義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西詮釋學史比較研究”(17BZX07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康宇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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