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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陵的“個性張揚”問題
2019年11月11日 14:45 來源:《文物春秋》2019年04期 作者:劉毅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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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

  摘要:清世宗在昌瑞山陵區范圍之外另卜陵址,泰陵的特異性在神道和陵區總體布局上表現明顯;之后,宣宗重建壽陵于龍泉峪,在整體上改變了陵宮的平面結構,后來的昌西、慕東兩座皇太后陵也受慕陵影響而別具特色。清西陵自肇建開始,前后130年間不斷凸顯出個性張揚的色彩,與同時的東陵陵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關鍵詞:清朝皇陵; 皇陵特異性; 泰陵; 慕陵; 清西陵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9)一般項目“清代帝王陵墓考古學研究”(項目號:19BKG013)中期成果;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7)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項目號:17ZDA216)階段性成果

  

  作為王朝的重要禮制建筑,皇陵的營造在歷朝歷代都要遵守一定的范式,特別是在一代之制確立以后,主要部分整齊劃一、少有變異是最常見的面貌。清泰陵卜建于入關后的第三代,彼時清代皇陵制度已經進入了穩定期,但由于清世宗在昌瑞山范圍之外另卜萬年吉地、宣宗再建壽藏于龍泉峪,使得西陵兆域四座皇陵中的兩座顯現出極強的特異性,相應的后妃陵墓制度也受到影響而出現了明顯的變異,這在歷代皇陵中是比較少見的。

  一、泰陵定位的懸疑

  相傳清世祖親自卜定兆域于河北遵化鳳臺嶺(后封為昌瑞山),康熙時期相繼建成了孝陵、景陵、暫安奉殿(后定名昭西陵)、孝東陵等帝后陵墓,奠定了清代皇陵制度的基礎。世祖、圣祖既定昌瑞山為萬年吉兆,按照“陵區制”的規則,世宗理應在界內卜葬,但他卻先卜吉地于昌瑞山陵區以外的九鳳朝陽山,再定壽域于易州泰寧山太平峪,由此揭開了清朝陵寢制度出現變異的序幕。清世宗從一開始就對昌瑞山陵區不滿意。雍正三年(1725)九月,他“命大學士嵩祝、工部尚書李永紹、兵部右侍郎傅鼐往遵城北二十里九鳳朝陽吉地,相度地形、建豎紅樁,及建城垣、衙署方向,擬皇貴妃卜葬于此”[1]。九鳳朝陽山吉地雖然也在遵化,但卻與昌瑞山相隔約20公里,并不在山水所界定的同一個自然地理區域內。此處吉地經怡親王等人“經畫有年”[2]262之后,世宗又聽信“精通堪輿之臣工”所言,以“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3]190之辭予以否定。雍正七年(1729),怡親王允祥、總督高其倬等人在易州泰寧山太平峪選擇了另一處壽陵基址,世宗以其“于孝陵、景陵相去數百里,朕心不忍”,不敢貿然開工,讓文武官員討論另處建陵“與古帝王規制典禮有無未合之處”。大學士、九卿遵旨會議上奏:“謹按《帝王世紀》及《通志》《通考》諸書,歷代帝王營建之地遠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脈之呈瑞關乎天運之發祥,歷數千百里蟠結之福區,自非一方獨擅其靈秀,今泰寧山太平峪萬年吉地雖于孝陵、景陵相去數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與京師密邇,實未為遙遠。”皇帝表示,“大學士、九卿等引據史冊典禮陳奏,朕心始安”[3]190—191,開始在易州營造陵寢。

  泰陵雖然另區而建,但并沒有完全模仿東陵中孝陵的規制,一個最明顯的差異就是沒有建設像清東陵乃至明十三陵那樣的“總神道”。泰陵神道長度不到孝陵的一半,而且沒有石像生。最初設計泰陵時,皇帝認為“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頗勞人力”,因而下令“不必建設”[3]191。從后來乾隆朝的有關討論(詳后)中可以知道,泰陵石像生確實是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而難于措置,但回溯雍正朝所面臨的壽陵是否設置石像生的決策,似乎更關乎禮制。清世宗是繼統之君,既不是開國創業之祖,也沒有統一治平之功。按照清圣祖對清初諸帝歷史地位的表述:“太祖、太宗、世祖之締造勤勞,與朕治平之天下”[4],清世宗的壽陵顯然不能建成祖陵規模,而只能按照繼統之君的模式興建,其陵園規制不應超過乃父圣祖的景陵。所以泰陵興建伊始就充滿了法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另辟新區建陵,實際上已經否定了與東陵陵區的從屬與繼承關系,有“第一陵”之嫌;另一方面又試圖保持一般宗陵的基本格局,不逾父陵之制。神道不設石像生,就是沿襲景陵之制,遵守明十三陵以來各從葬宗陵的既成之規,至于陵宮規制更是一仿景陵,不逾分毫。

  泰陵神道碑亭和陵宮中的隆恩門、隆恩殿、琉璃花門、寶城等主要建筑物建制一如景陵,平面布局也幾乎完全相同,惟泰陵神道碑亭建于三座三孔神橋以北。另在隆恩門前墊出一個大月臺,其寬度與陵宮相等,月臺南部正中做出青白石礓碴連接三孔橋以北地坪,東西兩旁各出石階五級。隆恩門月臺、東西朝房、守護班房等皆建于這個大月臺之上,以高度差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

  泰陵神道建置大為省簡,但大紅門一帶仍然仿東陵并且規制有所增加。泰陵大紅門制同東陵,為紅券門三洞,單檐廡殿頂,但門外還增設了一對蹲伏的石雕麒麟。考明代孝陵大金門、昌平十三陵大紅門外皆無門獸之設,清東陵也承襲了這一特點,故泰陵石麒麟之設是增制。另外,泰陵大紅門前仿東陵安設石牌坊,其形制與明十三陵、清孝陵石牌坊相同,皆為仿木結構的六柱五間十一樓式,只是雕飾紋樣有所區別。但東陵石牌坊只有大紅門南面一座,而泰陵大紅門前南、東、西三面各建石牌坊一座,大小相同,均高12.75米,面闊 31.85 米,比孝陵石坊(高 12.48 米,面闊31.35米)還要略高大一些。泰陵大紅門外不惜超逾祖陵之制安設三座石牌坊,并置瑞獸守門,推測主要是因為大紅門東側有易水支流流過,有風水方面的考慮。還有一點和東陵不同的是,泰陵三座牌坊以南多出五孔石橋一座,石墁神道自大紅門向南延伸到石牌坊以外,直到五孔橋,由此再蜿蜒向南到大雁橋附近。進入陵區的大路上還有一座石牌坊,四柱三闕式,因其每間正梁上皆有一石雕火焰寶珠,俗稱“火焰牌樓”,為東陵所無。泰陵大紅門外這些增設的建置,應該都是因山水之勢,有一定的風水鎮壓或聚攏意義,并非有意超越父祖陵墓之制。

  現在很難準確判斷泰陵卜建之初究竟有沒有另辟新陵區、最終與東陵平分秋色的打算。當泰寧山吉地初卜,清世宗認為怡親王允祥“經營吉地,實為首功”,曾有賜葬左右之意:“(泰寧山)相近山水回環,形勢聯絡之處,又有中吉、次吉之地。……欲以中吉者賜之。王驚悚變色,惶懼固辭。”[2]263(怡親王后卜建園寢于西距易州六十里的淶水境內)世宗既有賜以“中吉者”等語,則當時似乎并沒有為子孫嗣皇帝籌劃,擬建成另一陵區的打算。泰陵孤懸于昌瑞山兩代陵園區域之外,最終如何定位,成為乾隆早期皇朝禮制闡釋與建設的一個難題。

  二、乾隆朝的救正措施與西陵陵區的形成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清世宗猝死于圓明園,乾隆二年(1737)三月初二日奉安于太平峪地宮。在這一年半中,易州陵寢如何定位,頗見新君舉棋不定的跡象。清高宗在心理上顯然并不認同乃父在昌瑞山區域之外建陵的舉措,但卻不能不尊重先皇的遺愿。雍乾改元之際,在泰陵兩旁修建了三座皇子園寢,將世宗夭折諸子遷葬于此,貌似有讓他們“陪伴”先皇之意,偌大的泰寧山下大有被安排成世宗的“家庭墓地”之勢。且看這三座園寢及其墓主的經歷:

  端親王園寢,位于西陵鎮張各莊西。和碩端親王弘暉,世宗嫡長子,母孝敬憲皇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二十六日生,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六日早夭。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追封,同年歲末,園寢興工,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初七日落葬工竣。園寢后院正中為端親王墓,其東為世宗未 敘 齒 之 次 子 弘 昐〔生 于 康 熙 三 十 六 年(1697)六月初二日,夭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二十九日〕墓,其西為世宗第七子福宜〔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六十年(1721)正月十三日夭折〕墓。

  懷親王園寢,位于西陵鎮昌西陵西北。懷親王福惠,世宗第九子,母敦肅皇貴妃年氏,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六年(1728)九月初九日殤。初以親王之禮殯于京師東直門外,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追封。同年歲末,園寢興工,乾隆三年(1738)歲末竣工遷葬。

  三阿哥園寢,位于張各莊西端親王園寢西南。墓主弘時,世宗第三子,母齊妃李氏。康熙四十三年(1704)二月十三日生,雍正四年(1726)二月,欽命過繼給允禩為子,五年,以“行事不謹”被削宗籍、圈禁,同年八月初六日卒。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高宗詔追復其宗籍,遷葬西陵界內。因弘時無爵,乾隆朝以來的官方文件中只稱其墓為“三阿哥園寢”。

  三座皇子園寢的建立,間接宣告了高宗即位之初即沒有在泰陵兩旁為自己選擇“萬年吉地”的打算。

  乾隆元年(1736)九月,清高宗因泰陵地宮中是否預留太后棺位之事請示崇慶皇太后(世宗熹貴妃、高宗生母),奉皇太后懿旨:“世宗憲皇帝梓宮奉安之后,以永遠肅靜為是,若將來復行開動,揆以尊卑之義,于心實有未安。況有我朝昭西陵、孝東陵成憲可遵,泰陵地宮不必預留分位。”[5]573按,世宗元配孝敬憲皇后雍正九年(1731)九月二十九日卒于暢春園,同年十月初七日權殯田村蘆殿;敦肅皇貴妃年氏,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圓明園,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移阜外十里莊殯宮:二人依制隨世宗葬泰陵。于是在討論世宗帝后合葬問題時,高宗指示:“皇考梓宮奉安地宮時,著照例安設龍山石。其隨入地宮之皇妣孝敬憲皇后梓宮應居左稍后,敦肅皇貴妃金棺應居右,比孝敬憲皇后梓宮稍后。”[5]574世宗帝后奉安以后不久,比遵化陵區昭西、孝東兩座皇太后陵更為規范、嚴整的泰東陵開始興建。泰陵區域在仿遵化東陵之制方面邁進了一步。

  泰陵大葬前夕,高宗已經力主在神道上補置石像生。乾隆二年(1737)二月末,世宗梓宮到達易州陵區,三十日,高宗于梓宮前行午供禮畢,傳諭總理事務大臣等:“朕因泰陵前安設石像生一事,于乾隆元年降旨,令王大臣議奏。據稱:‘詢問原相度山水之巡撫高其倬、戶部員外郎洪文瀾,僉稱泰陵甬道系隨山川之形勢盤旋修理,如設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齊安供,而甬路轉旋之處,必有向背參差之所,則于風水地形不宜安設。是泰陵之未議設石像生者,實由風水攸關,非典制之未備’等語。朕思陵前石像生系典禮之一節,若因甬道前地勢盤旋,難于安設,或將大紅門、龍鳳門展拓向外,俾地勢寬敞,位置攸宜。爾等同和親王帶領通曉風水之洪文瀾再加敬謹相度,妥協定議具奏。”尋議:“大紅門正在龍蟠虎踞之間,護北面隨龍生旺之氣,納南面特朝環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實天造地設門戶,不便展拓向外。況石像生之設,古制未詳,無大關典禮之處,似可毋庸添設。”高宗以“知道了”報聞[6],泰陵安設石像生之事被擱置。乾隆十三年(1748)刊刻、由工部屯田清吏司編輯的《工部則例》記載了泰陵如景陵之制有望柱及石像生五對,顯然泰陵石像生的營造工程應該在此之前已經完成。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世宗憲皇帝忌辰,上謁泰陵”[7]。清朝逢先朝帝后忌日一般是皇帝行禮于宮中奉先殿,此次高宗親祭泰陵,或即與查看石像生工程有關。

  泰陵石像生安設在七孔橋以北、蜘蛛山以南的神道段,因地制宜,沒有囿于明清祖陵或首陵 18 對、16 對之成例,而是和東陵中的圣祖景陵一樣,皆為望柱 1對和石像生 5對,石像生分別為獅、象、馬、武將、文臣,皆為立姿。石像生北有土山一座(蜘蛛山),神道因而向東轉北再折向西繞山而過,其處理方式和東陵中孝陵大碑樓與石像生之間的神道繞過影壁山一致。蜘蛛山北為龍鳳門一座,三間六柱,制同遵化孝陵。這種石像生與龍鳳門分離的設計、營造方式不見于其他明清皇陵。泰陵石像生堪稱是一種兼顧多種因素的變通之制,進一步確認了泰陵的宗陵定位,清代宗陵各設石像生由此成為定制。

  此時泰陵的整體制度建設基本完成:神道部分基本仿擬孝陵,陵宮部分照依景陵,參酌于孝景二陵之間,作為西陵陵區的首陵,已經雛形初現。

  在泰陵石像生之制確立的漫長的十余年中,清朝帝陵陵區制建設的關鍵一步——高宗壽藏(裕陵),于乾隆八年(1743)二月在昌瑞山下孝陵之穆位開始興建,此前一年三月得旨:“萬年吉地定于勝水峪,一應工料等物,該部照例辦理。”[8]陵園主體工程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在此期間,把遵化、易州兩個陵區簡稱為“東陵”“西陵”也逐漸成為習慣,不晚于乾隆早期已經進入官方正式文字。如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高宗諭:“東陵有貝勒公二員,西陵有貝勒公三員,西陵、東陵皆屬一體,西陵貝勒公內留二人足矣。”[9]這可能是《清實錄》中“東陵”“西陵”并用年代最早的一條。高宗自卜吉地于昌瑞山勝水峪,表明了依然尊奉東陵陵區的態度,直到此時,尚未必有將來兩陵區祧葬的擘畫。

  直到晚年,清高宗對于泰陵孤懸于昌瑞山之外的問題依然孜孜在念。嘉慶元年(1796)歲末,已經成為太上皇的高宗解釋:當年若自己和后世子孫皆隨世宗建陵于易州陵區,則與遵化東陵之“孝陵、景陵日遠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愛慕”,于是將壽陵卜定于東陵界內;但念及“若嗣皇帝及孫曾輩因朕吉地,在東擇建,則又與泰陵疏隔,亦非似續相繼之意”,于是命仁宗將壽藏卜于西陵界內,并預囑:“至朕孫纘承統緒時,其吉地又當建在東陵界內。我朝景運龐鴻,慶衍瓜瓞,承承繼繼,各依昭穆次序,迭分東西,一脈相聯,不致遞推遞遠”[10],從而確定了清朝皇帝父子異陵區的分葬之制。

  泰陵卜選別出心裁,神道石像生設計緣事設例,清西陵的特異性首先在神道和陵區整體布局等方面凸顯出來。盡管如此,泰陵的陵宮部分并沒有標新立異,幾乎照搬景陵模式。清高宗即位后,極力彌合泰陵與東陵之差異,從設置石像生,營造泰東陵,到乾隆末的“祧葬之制”,最終確立了西陵作為陵區的建制,并督促勾畫了中規中矩的昌陵藍圖。從世宗壽陵卜建到高宗詔定祧葬之制,是從泰陵張揚個性起始,以預擬昌陵、突出共性收場。乾隆末年的祧葬之旨,通過東西兩陵的平衡,以彌縫舊誤,并且嚴禁超出兩陵范圍再卜選新的吉地,反映了清高宗不得已的心態。這也是清高宗“持盈保泰”統治心理在陵墓制度規劃方面的反映:在不可改變的既成事實面前,修補前人不妥之處而不是推翻重來,在既有框架下創制新的規則。

  三、慕陵的別出心裁

  如果按照清高宗的安排,仁宗葬西陵,宣宗葬東陵,子孫依序祧葬于東西兩陵界內,也許真就是“萬年大吉”了,但這個“祖宗之制”僅僅執行到第二代時就出現了變故。清宣宗最初依制在遵化東陵界內的寶華峪(在景陵皇貴妃園寢以東,本名繞斗峪)營建了壽宮,并于道光七年(1827)九月葬入元配孝穆皇后鈕祜祿氏。但到八年(1828)九月,因地宮滲水至浸漬皇后梓宮,寶華峪陵宮被廢棄。后于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新卜定于西陵界內的龍泉峪重建壽陵,同年十一月興工,十五年(1835)八月工竣,清宣宗入葬后薦號慕陵。

  早在道光二年(1822)七月,因東陵寶華峪陵工大臣綿課等人所奏,清宣宗面諭大學士戴均元、英和等,并傳諭內閣,指示壽陵“一切工程務從簡樸,并諭以寶城內月臺、碑亭等工程酌量裁減。地宮內之起脊琉璃黃磚頭停,金券內之經文佛像及二柱門,俱行裁撤。其石像生一項,量為收小,井上石欄,無庸起建亭座”,此外,寶城、方城、紅墻等也都要求相應減省[11]。新址重建壽宮,在營造總方針上繼續了這一思想。在“節儉”的名義下,慕陵的宮墻、享殿、后寢門、寶頂完全是新的規制,盡管營造工藝、建材質量依然上乘,但在建筑等級、外觀上卻頗顯簡樸。

  慕陵建筑規制奇異,無論是神道部分還是陵宮部分,都與有清其他諸陵大相徑庭。其神道部分起自龍鳳門前的五孔橋,不與泰陵或昌陵神道相通,神道上裁撤了大碑樓及四隅華表、望柱和石像生等,五孔橋與龍鳳門遙對相望,其間是具有儀樹意義的兩列羅漢松。龍鳳門北緊接神道碑亭,中間也沒有一孔石橋之設。神道碑及碑亭之制同諸陵,但在碑陰增刻有一段清文宗御制御書文字,記述宣宗不建圣德神功碑之遺命,并稱頌宣宗德業,在一定意義上彌補了慕陵不設圣德神功碑的缺憾,一碑二用,在清代唯此一例。

  慕陵的陵宮部分與東西兩陵其他皇陵的差別更大,自前而后依次表現為:

  1.清代諸帝陵宮門前馬槽溝上皆為并列三座三孔石拱橋,左右一般還有石平橋兩座,慕陵改為三孔石拱橋一座,石平橋兩座,橋制降同皇太后陵。

  2.陵宮宮墻不施朱堊,為灰磚磨磚對縫,墻頂上依制覆黃瓦,視覺效果是灰黃相應,不同于諸陵的紅墻黃瓦。

  3.清代關內諸陵隆恩殿(享殿)之制皆為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重檐歇山頂,慕陵隆恩殿面闊、進深皆為三間,四周環以回廊,單檐歇山頂。殿前月臺比較窄小,且周邊際不設石欄楯。大殿木構全用楠木,不施彩繪,有云龍等雕飾。月臺陳設裁減鶴、鹿,增設石幢、日晷各一,石幢上鐫刻宣宗、文宗關于慕陵由來的詩文題記。

  4.清代孝、裕、定、惠、崇五陵后寢門前皆有玉帶河一道,除高宗裕陵有三座石拱橋外,其余皆只鋪石板便橋連通兩岸,慕陵隆恩殿后的玉帶河上架帶欄板、柱頭的石平橋一座,無欄板的石便橋兩座,屬于增制。

  5.清代各陵后寢宮門都是并列三座琉璃花門,慕陵改為三間青白石牌坊一座,鐫滿漢蒙三體陵名于額枋上。

  6.后寢部分庭院面闊收窄,無二柱門、方城、明樓諸建制,石幾筵祭臺后為一須彌座式臺基,其上正中建圓形寶頂,落于正方形條石基座之上。寶頂高九尺,周環二十九丈二尺五寸,比前五陵寶城周長縮短約一半左右,高度亦大為降低[12]。

  慕陵改卜易州,不僅破壞了既定的祧葬之制,而且在陵宮的平面布局、建筑規制等方面出現了多項變異,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嘉慶以前五代帝陵的陵園制度,清代皇陵制度處于變異期[13]。

  四、規制簡約的昌西、慕東兩座皇太后陵

  清代皇太后陵宮規制接近皇陵,其差別在于神道部分沒有神功圣德碑樓、石像生、龍鳳門或牌樓門,陵宮中沒有二柱門和明樓后的月牙城(啞巴院);另外,太后陵的宮門、享殿、方城明樓、寶城等主要建筑物的體量一般都比所對應的帝陵收小,梁、枋、雀替等處的彩繪圖案也不盡相同。咸豐朝內外交困、國力維艱背景下建成的昌西、慕東兩座皇太后陵特異性突出,都帶有慕陵影響的印記。

  昌西陵位于清仁宗昌陵以西偏南的望仙山下,是仁宗繼配孝和睿皇后之陵。孝和皇后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一日病故,咸豐三年(1853)初葬昌西陵。昌西陵始建于咸豐元年(1851),但基址可能在孝和皇后生前已經勘定,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二日宣宗諭內閣:“昌陵迤西,擇有佳壤,地基寬廣,山川氣勢環抱,本擬為大行皇太后吉地,今謹定為昌西陵。明年諏吉興工。”[14]昌西陵以慕陵制度為基礎,規制簡易,相比此前三座皇太后陵,裁減了明樓、寶城及相應的朱砂碑等,隆恩門、東西配殿、陵寢門等主體建筑在開間和形制上亦明顯簡化。

  陵宮前為一路三孔石拱橋,兩側有左右石平橋。隆恩門前東西兩側各有朝房和守護班房。隆恩門三間兩進,門三槽,單檐歇山頂。隆恩殿雖然保留了五開間之制,但規模明顯收小,面闊 17.61 米,進深 13.51 米(泰東陵隆恩殿面闊29.6米,進深20米),而兩梢間甚窄,寬不足2米,僅俱形式,單檐歇山頂;大殿及月臺周圍的欄板、柱頭以及六個角上的石獸俱行裁撤,月臺前神道正中亦無雕飾龍鳳的丹陛石。隆恩殿前左右有東西配殿各三間,單檐歇山頂。

  隆恩殿后有玉帶河一道,上建平橋三座,橋后為陵寢門。中門為琉璃花門一座,門額白石上雕鐫三體文字“昌西陵”,兩側為過梁式隨墻門。陵寢門內正中為石幾筵祭臺,祭臺北為泊岸,其上正中偏北建寶頂,無方城明樓、寶城之設。寶頂圓形,直徑約 11.2 米,以城磚砌成,頂邊緣覆黃琉璃瓦,下為漢白玉須彌座。寶頂下為正方形磚砌基座,以青白石包砌邊緣,正前方出石階6級。

  慕東陵位于西陵界內宣宗慕陵東北的雙峰岫,葬孝靜成皇后和宣宗諸妃嬪。孝靜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初封靜貴人,累進至靜皇貴妃,宣宗命代為撫養孝全皇后所生皇四子奕詝,奕詝 (文宗)即位后尊為皇考康慈皇貴太妃。咸豐五年(1855),太妃病篤,由所生皇六子恭親王奕力請,晉尊為“康慈皇太后”。七月初九日,皇太后病故,清文宗以太后自謙為辭,沒有按照先朝皇太后之制加上尊謚,僅上“孝靜康慈弼天撫圣皇太后”8 字謚,且不系宣宗謚,神主亦不升祔太廟

  咸豐五年(1855)七月,文宗諭令軍機大臣:“將來大行皇太后奉安,即擬以慕陵妃園寢作為山陵,惟寶城之后必須筑墻一道,以崇體制。至園墻亦須有路可通,應于何處開門,以便出入,并著基溥、慶祺會同相度,詳細覆奏。”[15]12 天以后,又就慕東陵具體規制傳諭內閣:“慕陵妃園寢,為皇考欽定位次,即為大行皇太后靈爽所憑,自應恪守成規,借安慈馭。謹將慕陵妃園寢恭定為慕東陵。”[16]慕東陵由原來的妃園寢改建,在一定程度上又參照昌西陵之制,規制簡單。

  慕東陵陵宮前為并列三座石平橋,神道不用石甃,而是以方磚墁鋪。隆恩門前東西兩側各有朝房五間和守護班房三間。隆恩門三間兩進,門三槽,單檐歇山頂。隆恩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單檐歇山頂,前有月臺,殿座并月臺周圍沒有漢白玉石欄板、六角上石獸等。慕東陵隆恩殿面闊 24.5 米,進深 16.46米,規模大于昌西陵,兩梢間在觀感上比例協調。月臺前正中為石階,沒有雕飾龍鳳的神道丹陛石。隆恩殿前左右有東西配殿各三間,單檐歇山頂。

  隆恩殿后中軸線上為陵寢門,前有寬 6米余的泊岸一道。中門為琉璃花門一座,白石門額上鐫滿漢蒙三體文字“慕東陵”,通皇太后陵墓區;東西兩側為過梁式隨墻門,無門垛和歇山頂,通諸妃墓葬區。陵寢門中門內正中為石幾筵祭臺,祭臺北為寶頂,無明樓、寶城。寶頂圓形,青磚砌成,頂邊緣覆黃琉璃瓦,下為漢白玉須彌座;寶頂下為正方形基座。慕東陵后寢部分規制比昌西陵更加簡易,不僅沒有明樓、寶城和相應的陵號朱砂碑,后寢院落也很窄小,實際上只是在原來妃園寢的前部中央分割出一個獨立的小院,南側只有琉璃花門一座以通出入(按制皇太后

  陵應該是三座琉璃花門),其北墻的東西兩端各抹角,使太后陵墓區的北部成為三邊形。

  陵寢門東西兩角門通向妃嬪墓葬區。孝靜皇后陵東墻外、與孝靜皇后寶頂并列的寶頂下葬莊順皇貴妃烏雅氏,其寶頂亦坐落在方形臺基上,比其余妃嬪寶頂多下部石須彌座。烏雅氏是宣宗晚年寵妃之一,卒于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后來其孫載湉(德宗)登極,于光緒朝迭增祭品,略崇陵寢規制。這兩座寶頂以北是宣宗其他妃嬪的墓葬區,共有大小寶頂15座,分前后3排布列。

  孝靜皇后是清代唯一一位由嗣皇帝尊封卻既非先朝皇帝原配、繼配,也不是嗣皇帝本生母的皇太后,其陵墓制度與清朝其他皇太后陵有很大不同,這固然有文宗不愿意受脅制于恭親王的心理因素,但與慕陵、昌西陵取得平衡可能是主要原因。慕東陵是在妃園寢基礎上的升格改建,實質是從妃園寢中分割出一塊而略加崇飾,不盡符合皇太后陵規制,與昌西陵、慕陵皆屬于道咸間的特殊事例,其平面布局方式或許受到過裕妃園寢的啟示[17]。

  五、清西陵個性化突出的成因分析

  清西陵陵區內建有皇帝陵 4 座(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德宗崇陵),皇太后陵 3 座(泰東陵、昌西陵、慕東陵),另有妃園寢 3 座。后來所見的西陵,在整體上模仿東陵,但半數以上的帝后陵墓特異性明顯,而該陵區自肇建伊始即凸顯出鮮明的個性。這種特異性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從自然條件和皇帝強烈的個人意志兩方面分析:

  1. 從東西兩陵的自然地理環境來看,東陵形局嚴正,昌瑞山前明堂開闊,適合皇家建筑的各種禮制性安排,而西陵山川幽邃,適宜在各自卜定的小區域內自成一格。

  2. 清西陵中泰、昌、慕三陵皆為預建山園,泰、慕二陵之制皆由當朝皇帝自作主張,完全反映了皇帝的個人意志和旨趣,昌陵卜選雖是出自太上皇的意旨,其實也是皇權實際掌握者意志的反映。

  清世宗卜陵之初即不以昌瑞山下父祖二陵已成陵區之事實為意,他自憶壽陵基址確認過程:“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擇將來吉地,而堪輿之人俱以為無可營建之處。后經選擇九鳳朝陽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與朕初意相合”[3]190 ,“在九鳳朝陽山經畫有年,后因其地未為全美,復于易州泰寧山太平峪周詳相度”[2]262。清代另有一說,謂在兩次卜吉之間,“又上立壽陵于房山,因地內皆砂,遂另卜地于易州”[1]。后世史家對于世宗吉地另卜的原因解說不一,有人認為是因其篡位心虛而遠離父皇,有人認為是出自他為人自大,馮爾康教授認為“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迷信風水上”[18]。

  宣宗改卜龍泉峪,忽視高宗祧葬之詔,暗含其欲近父陵而葬之意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宣宗在其壽陵大殿中,親書朱諭以示皇子奕詝和奕:“敬瞻東北,永慕無窮,云山密邇,嗚呼!其慕與慕也。”[19]91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清文宗傳諭軍機處令泰寧鎮總兵德春將儲此件朱筆存記一匣“妥慎封固,即日派委妥員恭赍送京,交軍機處呈覽”,皇帝展讀遺墨,“仰見我皇考感念松楸,孝思不匱;用垂遺訓,昭示來茲”,隨即命“所有龍泉峪陵名,應即敬稱‘慕陵’。朕當和淚濡墨,敬謹書寫,命武英殿選工鐫刻以彰圣孝而慰先靈”[19]91—92,[20]。宣宗“其慕與慕也”的朱諭后由文宗御書刊刻于慕陵后寢牌坊門背面的坊額上。

  此外,清代雍正以來皇權高度集中,一般認為雍正七年(1729)軍機處的設立是突出標志,而易州泰陵的卜建恰好是當年的年底。在極端集權的體制下,陵墓營造顯然已經由原先的國事變成了皇帝的私事,因此易地建陵才沒有大臣公然反對,這與北宋司馬光諫阻因風水說而欲為宋仁宗別擇陵地之事形成了鮮明對比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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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慶桂,等 . 清高宗實錄: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乙巳[M]//清實錄:第 13 冊 . 影印皇史宬等處舊藏清抄本 .北京:中華書局,1986:322.

  [8]慶桂,等 . 清高宗實錄:卷一六三:乾隆七年三月丙子[M]//清實錄:第 11 冊 . 影印皇史宬等處舊藏清抄本 . 北京:中華書局,198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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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文慶,等 . 清宣宗實錄:卷三八:道光二年七月丙戌[M]//清實錄:第 33 冊 . 影印皇史宬等處舊藏清抄本 . 北京:中華書局,1986:67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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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賈楨,等 . 清文宗實錄:卷一七三:咸豐五年七月丙戌[M]//清實錄:第 42 冊 . 影印皇史宬等處舊藏清抄本 .北京:中華書局,1986:927.

  [16]賈楨,等 . 清文宗實錄:卷一七四:咸豐五年八月戊戌[M]//清實錄:第 42 冊 . 影印皇史宬等處舊藏清抄本 .北京:中華書局,1986:944.

  [17]劉毅.清代后妃陵園分類分期研究[G]//故宮博物院.故宮學刊:第九輯.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

  [18]馮爾康 . 雍正傳[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51.

  [19]賈楨,等 .清文宗實錄:卷三:道光三十年二月壬申[M]//清實錄:第 40 冊 . 影印皇史宬等處舊藏清抄本 . 北京:中華書局,1986.

  [20]賈楨,等 . 清文宗實錄:卷三:道光三十年二月丁卯[M]//清實錄:第 40 冊 .影印皇史宬等處舊藏清抄本 . 北京:中華書局,1986:88.

  注釋:

  ①宋仁宗駕崩后,曾有在永安陵區(今河南鞏義)之外別擇佳穴營建山陵的傳聞。司馬光因上《言山陵擇地札子》堅決反對:“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于喪葬,為害猶甚”,“國家自宣祖以來葬于永安百有余年,官司儲峙,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于新陵也”。見李文澤等校點整理《司馬光集》卷二五,《章奏一〇·山陵擇地札子》,第 2 冊,第 656、657 頁,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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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毅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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