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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規民約如何重獲新生
2019年11月11日 09:18 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11月10日 12版) 作者:韓偉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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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直口快】

  在中國的“鄉治”傳統中,鄉規民約占據重要的地位。北宋時就有藍田《呂氏鄉約》,重道德教化,后經大儒朱熹編考增損,為此后歷代沿襲。明代時,出現了鄉約講讀制度,不只講枯燥的國家律令條文,而是輔之以道德事跡、格言諺語,使得鄉村民眾能喜聞樂見。清代鄉村治理繼續沿用鄉約講讀的方式,雖然基層推行中不免形式化,但仍有不少村民受到教化的事例。

  傳統鄉規民約在鄉村治理中能發揮獨特作用,是因為自《呂氏鄉約》以來,它就主要是民間性的,是“人民的公約”,是村民族人共同約定的規范,自然認同它,遵從它。同時,傳統的鄉規民約雖然也不乏懲罰條款,但更主要是“德治”性的規范,德業相勸、患難相助等,包括明清時的講讀制度,都訴諸道德教化,通過內化的道德影響眾人。當然,在社會經濟層面,傳統的小農經濟,儒家的倫理道德,以及鄉村中宗族組織的強大影響力,也是其效力發揮重要的保障。

  一

  “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鄉村治,則國家安。黨的十九大以來,鄉村振興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鄉村的善治、鄉風文明的培育得到更多的關注。新近出臺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中重點強調了村規民約在培育鄉風文明中的作用,提出村規民約“全覆蓋”。因此,各地出現了制定或修訂鄉規民約的熱潮。但冷靜觀察后會發現其中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明顯的是,這些公約既無法接續鄉規民約的鄉治文化傳統,又無法與當下鄉村治理有效配合,村民們不知曉,村干部用不上。

  在浙江的一些村莊,雖然有村規民約,但它們流于形式,或者僅僅用于宣傳。筆者到諸暨市某村調研,問及村規民約時,駐村干部答稱:“村規民約原來也有,就掛在村委會的墻上,但村委會房子修整后就不掛了。我們這村規民約也就是個形式,沒什么看的,各個村都一樣。村里有些矛盾或者糾紛,還是靠風俗習慣,潛移默化地影響和解決。”該村處于經濟商貿發達地區,村民們多從事汽車配件等經營,普遍較為富裕。因此,鄉村的公共事務多是圍繞著經濟商貿展開,村規民約不被重視,并且與鄉村治理缺乏有機連接。

  還有些村莊,雖然村規民約等村務管理的制度都有,也有村務公開等配套措施,但被人為操縱,村務公開、招投標都流于形式,導致村干部貪腐屢屢發生未能實現鄉村治理的公正。

  也就是說,既有的村規民約僅偏重于倡導、宣傳性內容,與村莊治理中的村務公開、民主監督等關鍵問題無關,導致村規民約的治理實效缺失。

  二

  當下,中國鄉村發生著巨大的變遷,已經完全不同于百年前的鄉村。因此,滲透著儒家倫理的鄉規民約不可能再度“復活”。但是,鄉規民約所反映的傳統鄉治文化機理,卻有著超越時空的貫通性,特別是傳統鄉約的人民性、鄉土性,以及民間自治道德與法文化氛圍的塑造,仍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鄉規民約是一種自治性規范,或者說是村落的“習慣法”,來自民間,運用于民間,故不能完全脫離鄉土習俗,不能違背人情習慣。中國傳統法一向強調情理法的結合,“法不外乎人情”。傳統鄉規民約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所倡導的倫理道德價值,是鄉村社會普遍認同的,并形成輿論等制約機制,人們大多能自發遵從。

  因此,鄉規民約的制定者需要保持謙虛和審慎。要真正發揮村規民約的實效,需要做的,可能恰恰是找到并總結潛藏于鄉村生活的“既存的法律”,發揮普通農民的主動性、創造性,讓新制定的鄉規民約更接地氣,更有鮮活的“生命”,而不是強行塞入一套看起來完美實則無用的規則。

  村規民約的制定必須運用民主方式。之所以村規民約村民不了解、不認同,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制定缺乏民主參與,村規民約變成少數村干部擬定的條文。盡管村規民約是鄉村自治規范,但對于受其約束的村民而言,無疑是一部“準法律”。現代法律的正當性基礎,很大程度來自其民主性,村規民約這一自治規范鼓勵什么、禁止什么,當然也需要村民的廣泛參與;只要民主參與制定的村規民約不違背國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應該鼓勵這種形式。作為鄉村治理的引領者,基層黨支部可以先形成建議,由“村兩委”形成村規民約初稿,在全村公開征集意見,并組織村民代表積極討論。經過村民廣泛的民主參與之后,整合意見,進行修改,再經過黨群議事會、村民大會等形式審議通過,最后予以公布實施。村規民約制定中充分運用民主方式,既能使村民及早知曉其具體內容,又可通過民主參與增加對其認同度,能有效解決宣傳和實施脫離的難題。

  村規民約的內容必須根植于特定鄉土社會。法律是現代的產物,但它又是歷史的,如法諺所云:“法律必須是古老的,只有古老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人類能做的只是發現既存的“法律”,而不是發明或創造法律。所以,在鄉村社會,真正的法律應該是人們長久沿襲的,是扎根于鄉土社會生活中的,也就是人們普遍認同的善良民俗習慣,就像中國傳統社會的“禮”,人們在教化中養成了敬畏之感,從而自動地服膺。村規民約作為民間自治法律,更應該充分體現鄉土性、自生性,要使它發揮實效,得到鄉民的認同,就要使其內容更加貼近鄉土生活的實際,接續良善的鄉土習俗,因地制宜、因時而變。平原地區更重視土地管理規范,依法保護農田;移民區域更側重關注原住民和新移民的關系調整,消弭村民矛盾;經濟發達區域需要關注村民集體經濟發展,保證分配公平;文化落后地區則需要提倡移風易俗,提升村風文明。唯其如此,傳統鄉規民約的當代形式——村規民約才能重新獲得生機,在村風文明、鄉村秩序構建中發揮實效。

 

  (作者:韓 偉,系西北工業大學法學系副教授)

  本文為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延安精神與新時代黨的建設”專項研究項目“延安時期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及其當代價值”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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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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