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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誠信”走向“契約”  ——法家“信德”中的契約精神及其現代啟示
2019年11月11日 10:59 來源:《人文雜志》 作者:路強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From "Good Faith" to "Contract":The Spirit of Contract and Its Modern Enlightenment in "Faith and Virtue" of Legalism

  作者簡介:路強,四川師范大學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山西省社會科學院。

  原發信息:《人文雜志》(西安)2019年第20193期 第65-71頁

  內容提要日本无码高清视频:在法家思想中,“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概念。在法家對于“信”的論述中,蘊含著一種具有現代性色彩的契約意蘊,將這一內涵發掘出來,就能夠發現:一方面,法家關于“信”的思想中包含了建構契約論的很多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法家對于“信”的理解也存在著與近現代社會契約論無法兼容的某些特質。將這正反兩方面加以分析,將有助于我們從中國傳統的法家文化中尋找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契約精神的有益啟示。

  關鍵詞日本无码高清视频:法家/信/契約論/契約精神

日本无码高清视频  標題注釋:山西省社科聯2017至2018年度重點課題研究項目“晉法家政治倫理思想的當代價值研究”(SSKLZD-KT2017008)。

 

  傳統的法家思想有著很明顯的“去道德化”傾向,但是卻非常推崇“信”這一道德理念,并將其作為道德觀的核心。有學者統計,“信”這個概念在各類法家著作中頻繁出現,如“在《管子》中的‘信’,出現了139次;《商君書》中出現了22次;《韓非子》則出現了151次”。①由此可見,“信德”在法家思想中是具有核心地位的一種道德規范或倫理準則。對這一道德觀念,法家也有著較為明確的定位,即它是一種國家道德,其主要約束的對象就是當時的“國君”及其所代表的國家統治與管理機構。因此,“信德”在法家那里有著明顯的工具性特征:法家并不要求將“信”內化為道德情感與自我律令,而是更多地強調,君主與國家必須對承諾進行有效地兌現,并以此作為“法”能夠被普遍接受的前提之一。在此,如果將法家之“法”理解為一種國家與民眾之間的約定或“契約”的話,那么,其“信德”就體現出了對契約的尊重與保障,這恰恰形成與現代契約觀念的某種暗合。通過對法家“信德”的剖析,就能夠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可能存在契約精神的萌芽,從而對當代中國在治國理政過程中進行契約精神的培育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法家思想中“信德”的內涵與價值

  所謂“信德”其實就是法家在其思想表述中將“信”這樣一種觀念提升為道德原則,并在實踐中加以貫徹。從思想內部來看,“信”在法家思想中是在以國家行為為表征的政治實踐中出場的。由于法家對于人性沒有什么信心,他們普遍認為,人性其實“是與物質需求與感官享受直接聯系的,是人們最為基本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體驗。”②因此,法家對人性的判定是“性惡論”的,也正是基于此,法家大多認為道德必須通過外在的力量來建構并保證,韓非提出的“德生于刑”就是證明。因而,“信”作為規范性的要求,就體現為一種外在的“他律性”道德。相比較于儒家的“信”,法家所強調的“信”不是從人的道德情感中生發出來的,而且法家也不認為這種“信”會內化為道德的自覺。在法家思想家們看來,人的本性不僅趨利避害,而且有著無法自我約束的欲望。因而,人性是不可靠的,不能將社會之“治”與家國之“穩”寄托于人性的道德自覺。作為一種對于法的補充手段和效率保證,法家的“信”一方面具有一種公共道德的色彩,即它是用來約束當時的諸侯國(君主),并由當時的社會管理機構自上而下推行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法家的“信”更多地類似于一種“信用制度”,它能夠獲得一定的外在強制約束力。作為道德要求,它可以說是一種嵌套于法家的“法治”體系中的道德制度,其中蘊含了“道德法制化”的意味。

日本无码高清视频  關于法家對“信德”的確立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徙木立信”。③從這一事件中能夠看到,“信”是國家與君主權威的基礎,將“信”作為一種原則在民眾中展示,是要告訴民眾,只要是國家或君主所做出的承諾、發布的法令,等等,是必然可以得到兌現的。因而,在法家思想中,“信”是“法”得以真正實現的一個基礎。在對于“信”的這一現實運作過程中,可以看到,法家的“信”是一個單向的價值。它產生于這樣一個過程中:由國家或政府發出承諾,并由其來負責兌現,以此來“取信于民”,讓民眾認為國家與政府的法令、制度,乃至隨時產生的政策都是能夠嚴格兌現的,從而確立國家的權威。正如商鞅指出的,“權制獨斷于君則威,民信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商君書·修權》)。韓非也指出,“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日本无码高清视频  在此,“信”這一概念在眾多法家思想家的論述中,內涵是較為統一的,基本上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對于某事做出承諾并積極兌現,也就是所謂的“信實不欺”,即“信,所以不欺民也”(《韓非子·難一》)。《管子》中,就提到“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管子·君臣上第十三》)。韓非也從反向論證了“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韓非子·初見秦》)。換句話說,就是在賞罰上只有取信于民,民眾才能與國家同生共死。相反,如果欺騙民眾的話,那么國家就會陷入混亂。其二,則是運用國家的力量來保證這種兌現,從而使“信”所連接的雙方能夠有一種外在的、客觀的約束力量。這種力量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辨信”的能力,就是能夠參驗人們是否真正守信,是否將承諾落實于行動中。對此,法家非常重視,管子指出“循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管子·九守》);韓非則提出“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韓非子·八經》)。這些都指出,信用的落實需要在實踐中加以驗證,而這個驗證的主體在當時就是以君主為核心的統治集團與執政者。其二是要有相應的獎懲手段,即“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憎主”(《韓非子·南面》)。這樣就使“信”能夠真正得以確立。

  如果進一步分析,“信”在法家思想中的理論基礎是一種“不信而信”,在其各種論述中,人們往往能夠看到一種矛盾。即在其著述中,一方面強調信的重要性,并舉出了大量關于“信”對國家治理的積極價值;另一方面,則又認為君主不能信任他人,信任會導致權威的失落。那么,“信”在法家思想中因何會產生這種看似相反的論證呢?這一點其實需要從法家的人性論和道德論上說起。

  在法家看來,如果依據人的本性的話,每個個體是不惜損害他人乃至國家的利益來實現自己的欲望和利益最大化的。因此,可以說,法家所謂的“不信”主要指的是不能對人性與人性的自覺抱以信任,信任之源必須從人性之外來尋求。同時,法家的道德論是一種典型的客觀道德論——“德生于刑”。在法家看來,道德的基礎是外在于道德的律法和權力。因此,“信”的保障就是君主的權力和國家的權威。于是,從法家的角度而言,“信”如果作為道德的話,其主體主要是針對君主及其形成的統治機構而言的。并且,“信”在此更多地作為現實的政治運作手段,而不是某種內化的道德信仰。

日本无码高清视频  那么,不難分析出“信”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與價值。首先,“信”是國家治理的必要條件,沒有信義是無法實現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治理的。而且,從“信”的作用對象而言,主要是對君主與國家的約束,這也可以說是法家對“法治”的某種道德上的保障。其次,“信”是國家統治機構內部的保障。在法家看來,“信”首先要在君臣之間發揮作用,“信者,君臣所共立也”(《商君書·修權》),這是保證國家政治良性運行的最基本要素。其三,“信”的基本結構是“承諾-兌現-保障”。換言之,法家的“信”必須體現于政治運作與國家治理的現實過程中,必須有現實的利益或行動的落實才能作為“信”的最終落實。

日本无码高清视频  總結法家思想中“信”的思想,能夠看出在其中似乎包含著某種契約論的影子,或者至少包含了某種具有現代意義的契約精神。因此,也有學者將法家的“信”的思想歸納為一種“契約誠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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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路強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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